汪晖x戴锦华:今天如何指认“我是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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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佛普拉斯》

在知识界,陈映真是一个巨大的身影,作品却未曾进入内地大众读者的视野。

他被称为“台湾的鲁迅”,他接续着早已没落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始终关切人的内心与命运。

他用朴素的笔为历史“后街”上的普通人立传:台北街头挣扎求生的小贩、背负着战争与历史伤痕的乡村教师、为信仰受禁锢的左翼青年、落寞的小知识分子……温柔辛酸的人间浮世绘,构成二十世纪平凡人的精神史。

而我们身处的二十一世纪无疑是二十世纪的延续,这是一句重要的废话。属于二十世纪的陈映真就像一个“时代的界标”,他在自己的时代被孤立,但无论潮流如何变化,他始终站在那儿,让人看清自己的位置,阅读陈映真也让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

因此,陈映真的书写也从未过时,今天的我们对他小说里讲的一切不再惊奇,是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而我们对它早已丧失了“想象另一种可能”的能力。

本期 Naive咖啡馆借陈映真小说全集由理想国在大陆首次出版的契机,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戴锦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汪晖和《单读》主编吴琦一同谈论这位迟到已久的作家,重新审视其小说的重要性,走进他的“第三世界”,回望他所亲历过而如今世人已感到模糊的二十世纪,试图在他的丰富性和“不合时宜”中认清自己与这个时代的关系。

嘉宾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戴锦华,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主播

吴琦,《单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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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你将听到

04:43 在上世纪末,汪晖迫切想了解中国台湾社会、亚洲社会的社会性质,因而与陈映真结缘

06:31 陈映真作品是对“台湾文学没有世界视野”有力反驳,他关注越南战争、全球化和资本主义问题

13:25 由于陈映真书写下的政治经济学图景,当年许多中国大陆作家感到不以为然,认为他过时了

23:58 被冷战逻辑掏空的台湾文学记忆中,陈映真将自己接续到“鲁郭茅巴老曹”的批判现实主义脉络中

46:22 我们能够通过文学地进入陈映真,获得当代文学中开始缺失的“共情能力”

47:42 大家相信“可怜之人有可恨之处”,但不会像陈映真将这些人的“可恨之处”引申到社会的结构

48:30 陈映真并不“鲁迅”:鲁迅决绝、冷硬、尖刻,但陈映真对所有人物都有着“广漠的悲悯”

49:15 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没落或许和“世界可以改变”的愿景破灭有关

01:05:02 阅读陈映真是对文学、政治之间关系的体察,这也是鲁迅所代表的文学传统中最深刻的部分

背景音乐

亚细亚的孤儿-罗大佑

Bossa Antigua-Paul Desmond

后期制作:崔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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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播客内容中涉及观点仅代表主播、嘉宾个人,欢迎大家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

左:汪晖 中:戴锦华右:吴琦

吴琦:陈映真在书里写的台湾世界,其实跟我们今天大家感受到的生活是非常相近的。与此同时我的感受是他的那种正直、勇敢和对爱的执着非常打动我们,但那个精神的世界却离我们很远。这套陈映真小说全集的出版经历过很漫长的过程,在今天,我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再次和这样一位作家相遇。

第一个问题是想问戴老师和汪老师,不管是在个人的交往还是在阅读的经历当中,你们是怎么样遇到陈映真的?

01

第一次与陈映真相遇

汪晖:我第一次见到陈映真,跟他的小说有一定的关系。我记得是在1994年,他去韩国,从韩国回台湾之前先到北京。他通过一个叫申正浩的韩国年轻人跟我联系,希望跟我见一见。为什么他会找我,这个也有一点原因,原因是他在韩国的时候读到我写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1997年在中国大陆算是引起轩然大波,就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那篇文章我是1993年写的,1994年发表在韩国一个很重要的刊物《创作与批评》上面,当时我给的题目叫《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现代性问题》。陈映真先生在韩国读到这篇文章。

所以我要特别说到,陈映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英文、日文他当然都可以读,但他为了了解这些第三世界,或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状况,在他已经有一定年纪的时候还会专门去学习朝鲜语、韩语,为的是了解韩国知识界讨论的状况。为什么他会关心韩国知识界的讨论?我们如果读他小说全集的第二卷《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系列,就知道这时候涉及到台湾社会或者亚洲社会在战后,经过新一轮的发展之后,它的社会性质到底是什么,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冲突到底是什么,他希望理解这件事。可是他觉得在台湾没有这样的讨论,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韩国有一场关于韩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不同派别的人,左右翼的不同力量的人一起讨论韩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他觉得韩国社会有一种能量,他愿意去学习韩语,了解韩国知识界的状况,是跟这个有密切关系的。

在这个过程中,他正好看到我那篇文章了,所以他忽然觉得是不是中国大陆也可能有这样一些讨论,而之前没有看到。所以他到北京来的时候找到我,除了我以外,他还请到一位日本学者竹内实。竹内实是日本战后一位重要的鲁迅研究者和毛泽东研究者,如今大家读到的毛泽东的许多著作,比如《毛泽东选集》,最早成系统的原文资源就是竹内实在日本编天博客户端官网下载选的。当时竹内实正在北京。所以他请竹内实先生和我一起吃饭,当时申正浩也在。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日本和韩国的四个人在这样一个氛围里做过一些讨论,具体谈的什么内容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陈先生很认真地说过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这样的问题。

我拿到陈映真小说全集这三本书,在翻阅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他的小说与社会性质讨论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第二本《夜行货车》与他对社会性质的摸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要理解曾经是殖民地的社会,后来由于国民党退守至此,依附于美国,卷入新一轮的资本主义化或者全球的市场化关系当中的台湾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怎么去分析不同的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关系,这就是社会性质论战的基本内容。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猜想他找竹内实先生的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前是不是有过来往,因为我读到他早期的阅读经历,他认识一个日本大使馆驻台湾办事处的人,那个日本人带了一些书到台湾去,这些书当中包括了鲁迅的著作、毛泽东的著作、马克思的著作,所以陈映真在这个过程,通过阅读接触这些理论。我看他说的这些毛泽东著作,是有中文的,也有日文的,我猜想这是他为什么跟竹内实先生有联系的原因,因为竹内实是鲁迅研究的权威学者,同时又是毛泽东研究的权威学者。

这是我跟陈映真先生的第一次交往,后来当然有过多次的交往。

陈映真(1937-2016)1985年在台北紫藤庐,张照堂 摄

02

陈映真是一个孤独的界标

汪晖:后来大概96、97年我到台湾与陈映真见过面,那之后在北京也见过。我感觉台湾社会那个时候正处于一个酝酿着场剧烈的大转变的时代,其中有几场重要的争论:

一个是台湾皇民化问题的争论,那个时候虽然很多人对于日本殖民主义的历史是批判的、否定的,但在那个潮流里头敢于站出来公开说话的人几乎没有。陈映真一个人公开在报纸上批判斥责这股潮流,非常激烈地,也比较深刻地批评了皇民化这个殖民主义的历史问题。

我记得我问过一位在台湾的学者,这位学者在思想上未必跟陈映真是一样的,但是他带着一种尊敬,因为陈先生像一个界标一样,世界潮流各种各样地变化,他一个人能够站在这里,以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潮流当中,看见他,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能知道自己走到哪去了。我们在历史当中,其实随波逐流的时候很多,有时候一个历史时代需要一两个坐标,这一两个坐标的存在,不是让你去认识那个坐标,而是通过它认识你自己在什么位置上。

这些人常常在那个时代被孤立,非常孤独,我自己觉得在那个时期,甚至很多追随他的人也开始犹疑彷徨或者是分离,而他始终用这样一种态度站在那里。我觉得他的态度里不仅是道德和一般的政治义愤,他是经过非常深入的理论思考提出问题,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有比较宏大的历史观的人。

我记得有一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期间,他们有一个关于文学的讨论会,其中涉及到台湾文学。我记得陈芳明也在,陈芳明是研究台湾文学的学者,当然他后来也经过许多的变化,不过在当时他是比较偏向所谓的“台独”史观的。当时我印象很深,他说台湾文学没有国际性,没有国际视野,没有世界视野。我当时举手说,我说我的阅读当中,我读得很少,陈映真是我很少看到的拥有这样视野的一个中国作家,不仅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的。在陈映真的作品中,有关于越南战争的问题,关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问题,关于许多不同的社会的他的观察,比如在《六月里的玫瑰花》这篇小说中讲到美国黑人的位置,黑人由于战争获得位置,他到了一个半殖民地社会,突然跟台湾的一个妓女产生了情感,这种关系背后都带着陈映真对世界性关系的观察。当时陈芳明说“是是是”,他也承认。那时候我不太清楚陈芳明跟陈映真之间有过好几轮非常激烈的论战,我像捅了一个马蜂窝一样,不过他当时态度还是愿意承认这个变化。

有一年陈映真先生来北京,我们约了见面。那次他不是从外国来,他是从山东,我记得是从青岛来北京。为什么他从青岛来北京?因为当时青岛开了一个生态环境和文学的研讨会,当时中国大陆有一批作家,王蒙、张贤亮他们一批人都在。他约我见面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非常郁闷,他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经历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大陆的作家对于这些问题却没有真实的关心,为什么?

大家想一想九十年代,或者到世纪初,大家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发展,就是扩张,没有想过其他的问题。所以当陈映真用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阐述生态环境和发展的关系的时候,大陆的作家是不以为然的,甚至是带着嘲讽的态度。我记得他说过,他说张贤亮说我们特别欢迎到我们这里来污染。张贤亮先生我们也很尊敬,其实这些话,换一个角度我并不是不能理解,你要是在宁夏那样的地方并不是不能理解。但普遍来说,中国作家在当时缺少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去分析和理解这个问题,以至于产生隔阂。而且当时大家认为陈映真是一个过时的人,因为他用的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都是过去马克思主义术语等等,所以大陆很多作家觉得自己更加先进。只有到了今天,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我们经历了整个世界性的大的变化以后,重新去理解他的那些分析,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敏感性,他提出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是特别让我受到启发的。

再举一个小例子,他对中国大陆历史变迁的理解,他有一篇文章是讲从台湾看“文革”,“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复杂的话题,简单地全盘否定“文革”和全盘肯定“文革”都是肤浅的,他特别强调这一点。为什么他强调台湾的保钓运动,它的发生和中国大陆六七十年代的关联,日本和欧洲当年的造反运动、反战运动跟中国之间的呼应,换句话说,确实“文革”当中有很多问题和悲剧发生,但是换一个视野去理解它,发掘历史里面的潜力,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这样一种历史分析方式在当年也是让我受到很大的启发。

陈映真手稿:“文学为的是,使丧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着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

03

一个思想者、一个政治行动者、一个孤独地坚持着的人

戴锦华:我有幸也是九十天博娱乐年代,应该是九十年代后期,在日本的一次文化研究国际会议上见到了陈映真先生。那次,陈映真先生是作为特邀演讲人,演讲之后我的日本朋友介绍我们认识,我就是以一个读者,多少有点粉丝见到大作家的心态去和他相识和进行自我介绍,没有很多的机会交谈,就这样分手了。

另外一次和汪晖描述的情形很像,我是作为台湾一个学术会议的出席者,陈映真先生又是作为一个特邀发言人,我目击了他以所谓左派统派的明确态度和身份,在一个几乎绿色非常浓重而且非常密集的现场侃侃而谈,谈他的中国认同,谈他的国族立场。当时,坦率说来,在我这样一个中国人,大陆过去的中国学者来看,对于听上去实际上是很高度意识形态化和非常牵强的一些“台独”的历史建构,他一一地驳斥,而不是带着激愤,在我感觉,在那样的一个现场,对于那样一个话题,他是非常平和地侃侃而谈,而且寸步不让。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当时在那个现场我更强烈感觉到的是,坐在我身边的人对于他的发言抱以的是漠视,带一点点嘲弄,带一点点厌倦,好像是你又来了,我们大概知道你会讲什么。其实那个时刻我的感觉比较强烈,因为如果是论战或者说对立,或者说双方都带着情感热度在碰撞,那是一种特殊的时刻,那是一个相对于我当时所在的那个现场,我觉得是不那么艰难的时刻,因为还有冲突或者还有一种对立的能量在。而在当时那个现场,好像他们已经以那样一种态度来宣告说你失效了。

事实上那次会议之后,我和我的台湾朋友们讨论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大部分我的朋友,很亲近的朋友给我的反馈也是这样,好像这样一种立场本身不再有真实的政治区隔,不再有真实的社会选择的意味,而是过时了、老旧了。这是我自己和陈映真先生在一个现场、一个空间当中所体认的那样一个时刻。

我很早开始读陈映真先生的作品,到台湾的时候买台版的他的作品,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很早就阅读了他的作品。当时下意识给他的定位仍然是在台湾文学的序列当中,通过他去理解台湾的乡土文学,同时也关注所谓关于乡土文学的论战。

刚才汪晖所描述的一系列的他和陈映真的相遇,其实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九十年代中国思想和中国知识界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在这个侧面当中,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的左翼批判学者,和大陆所谓当时作为一个“脏字”而出现的新左派,他们再度在国际的流动当中相遇、相会,尝试去形成一种新的集聚,是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集聚本身是试图去回应并且处理在当时仍然在发生之中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二十世纪的亚洲、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他刚才勾勒出来的是那样一条线索和脉络。

我当然某种意义上也参与这个过程,但是就陈映真先生这个命题来说,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和汪晖的位置是不同的,我更早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阅读台湾文学而阅读陈映真的。但是和我所有的同代人一样,我们不是经由陈映真而认识陈映真的,而是经由王安忆认识陈映真的。

1983年王安忆和陈映真先生同在美国爱荷华写作中心,这个很有意思,我最近上课时候总喜欢提,所谓“美国中国学”,这样一个美国特定的地域研究学科,它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直到今天,在中国社会的变迁中一直扮演着非常多元的、多重的、复杂的角色。很有意思的是,陈映真先生和王安忆,当时刚写了《雨,沙沙沙》的小王安忆,在爱荷华相遇了。而在王安忆的写作当中,大家可以读到一种遭遇到精神之父,遭遇到了一个榜样、一个文学的引导者的深切的召唤力量。

王安忆在陈映真先生作品中读到他的父亲告诉他说,你首先是上帝的儿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儿子,最后你才是我的儿子。这些我都是最早通过王安忆作品读到的。有这样一个导引之后我去读陈映真,而最早我读陈映真的时候把他当作台湾乡土文学来读。但是当陈映真这个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的精神生活、学术生活和个人生活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和响亮的时候,陈映真更多是作为一个思想者,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作为一个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孤独地坚持着的人。

刚才汪晖提到他对“文革”的态度,从海外看“文革”,从台湾看“文革”。实际上我的一个朋友还给我描述另外一个现场,就是80年代末在一个亚洲的运动现场,陈映真先生又是一个人面对所有人说,大家难道不应该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左翼运动界这一次的声音和,比如说美国政府,是完全没有区别的?我们的语词和我们的表述是完全一样的。跟我讲这个现场的朋友也跟我说,他说我完全不同意陈映真,但是我尊敬他。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大家的血是那么热的时候,陈映真向我们揭示了对于当时仍处在冷战格局中的世界来说非常奇怪的一种现象和一个时刻。

1983年在爱荷华,前排左起安格尔、陈丽娜、聂华苓、王安忆;后排左起陈映真、茹志鹃、许世旭夫妇

04

我们今天如何指认“我是一个中国人”?

戴锦华:实际上这几个特别的例子,对当代中国也非常敏感的例子,向我们勾勒出了,后来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陈映真,首先不是作为文学家。这次活动请到汪晖,他首先是研究现代文学出身,其次他关注过“台共”的历史和台湾的运动历史,他也参与到其中,有他做主讲人,我可以来敲边鼓了。然后我开始重读这次在大陆首次出版的《陈映真小说全集》。

我自己非常惊讶的,这是原先的阅读体验,我遇到了一个伟大的作家,我遭遇到了文学。汪晖说他觉得《夜行货车》是像《子夜》似的写作,每一个图景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图景。但是我这次的阅读经验好像和这样的一种描述、这种自我表述相反,你读到的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你读到的是情景、人物、情感、内在人物的行为逻辑。而且另外一个遭遇也是,它是一个完全不期然的遭遇,当我第一次阅读他的时候我是阅读台湾乡土文学,我在其中发现鲁迅,而这次我发现,也是比较久远的年代以前写的作品,更像是我们的当下。但是再停一停发现,这个当下是一个在我们的文学当中无法找到的当下。它是我们置身其中的当下,可是这个当下却不再被书写。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完全始料未及的阅读经验。

也是在这样一个阅读经验当中,我突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说法,只能是一个说法。我突然意识到我自己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我第一个去的书店是正中书局,是国民党官方党营书店,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仍然携带着巨大的冷战思维的力量,我很想知道在分界线的那一边的主流叙述是什么叙述。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忙着重写文学史,我们忙着勾沉,我们忙着发现张爱玲,我们忙着说把张爱玲删除的文学史是暴力的文学史,我们正忙着干这件事,于是我很想知道在台湾、在海峡那边是怎么样的,我就买了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文学史。

然后我就傻掉了,这个文学史完全是空白,因为我看到创作者说所有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的都是“共匪”,所以他们就不写入文学史,只有早逝的和去到台湾的,以及离开大陆的,才是可以写入文学史的,于是那部文学史可能两只手数过来的:徐志摩、苏雪林、张爱玲等等,就是这样一部文学史。那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冷战逻辑和被冷战逻辑掏空的戒严时期的台湾的文学记忆。这次当我又回忆起这一幕的时候,我意识到陈映真先生在台湾文学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经由读禁书,最后经由坐牢,把自己接续到了鲁郭茅(也许巴老曹)的这样一个现代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脉络上。

但是很有意思,在我的感觉当中,也许正是经由王安忆,王安忆和陈映真先生的遭遇是一个历史性的遭遇,那正是中国社会再一次转向的时刻,而王安忆的美国访问是跟她母亲一起去的,她的母亲是茹志鹃,是五十到七十年代工农兵文艺的代表作家。王安忆和母亲一起遇到了陈映真,她接受了陈映真作为她的文学榜样。那时候陈映真好像是一个代表着外部改变性的力量,她从陈映真那里所接续的文学力量,其实又成了现代文学的批判的、关注现实的、背负现实的、把文学视为一个有使命感的、历史传统的一个转移。所以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意义上说,陈映真真的是中国作家。我不是在政治版图的疆域的意义上说,而是说他作为这样一个传承者,一个接续者,一个火把的传递人。

这是在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上所产生的一个小说法,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传播向我们提醒了一个叫作全球化的东西。它又用新冠疫情的全球传播造成的国境线的封闭,向我们揭示着一个叫作资本主义或者民族国家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偶然地我们坐在这里谈陈映真,其实我们是在谈一个作家,同时我们也在谈一个历史线索,而这个历史线索以一种非常清晰的方式延伸到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你会看到陈映真所谓的冷战时代的反帝的姿态,和今天我们要思考我们正面对世界的姿态。同时我在想,陈映真说我骄傲我是中国作家,我要做一个脊梁挺直的中国人,当他的父亲告诉他说在上帝的儿子之后你首先是中国的儿子的时候,他们所说的“中国”是什么?回到鲁迅,他其实更多指称的首先是冷战时代的那一岸,同时他指称的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今天我们怎么指认我是一个中国人?恐怕正是陈映真的启示。

陈映真与《人间》杂志社全体同仁

《人间》杂志39期 黄淇 摄

吴琦:两位老师他们和陈映真个人、和作品的相遇,当然带出了文学的陈映真,但是更带出在这个作家背后,不管是关于台湾还是关于整个中国,甚至是关于整个世界,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政治和经济的格局,他们给出的那个图景。其实这不仅仅是他们两位的故事,也不仅仅是陈映真老师的故事,它也是一代人或者好几代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这些故事,它也是我们的故事。

所以想请两位老师谈一谈,今天的读者,再次遇见陈映真、再次阅读陈映真,其中的困难会在哪里?我们有哪些方式,有哪些把手,可以重新地接续不管是陈映真还是站在他背后的鲁迅等等作家?

05

“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

汪晖:我有一点感觉,跟刚才戴锦华老师提到的感觉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对于文学家陈映真的再发现。确实,我过去跟他的接触和呼应,很多是思想性的,对于社会政治历史的分析等等。这次阅读文本的时候,我确实觉得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冲击。我先零碎讲几条,不一定讲得很系统。

刚才说到他怎么安放他跟中国的关系,他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他怎么去理解中国。这确实涉及到一个文学态度,不仅是一个政治态度,因为这跟他和鲁迅的遭遇有极大的关系。在《将军族》这本中的《鞭子和提灯》里面和他后面的叙述里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当他阅读了鲁迅之后,他怎么通过鲁迅去理解中国、怎么爱上中国。他爱上的这个中国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让你自豪的中国,因为鲁迅笔下很多是批评自己国家民族的愚昧的、落后的东西,很多很多问题。可是鲁迅的文学当中有一种独特的品质,这个品质就是,当你意识到自己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反而更深地爱上了它,这是自己的社会。所以他的批评性跟他的眷恋(是一起的),他一直强调,比如民族这个概念在陈映真那是非常正面的,因为有这样一个情感性的、一个直接通过文学,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社会科学式的分析,是一种情感式的接近它的叙述。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我阅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比如《将军族》这一卷,在语言上,特别是语言的风格上,注重人物的性格描写,明显和鲁迅的传统有非常深的关联,也可以说有些作品甚至带着模仿,他明显有一些描写的方式是带着对鲁迅的模仿。可是这种模仿,不是一般的模仿,他有完全的当代性。因为鲁迅的语言、句式放到今天已经不太能适应今天的人的阅读风格,可是在陈映真的笔下,鲁迅的叙事方式在他那里好像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活力。而且怎么去描述这种文学呢?我觉得更准确的,批判现实主义是一个理论的概念,基本上是可以的。不过用鲁迅的语句来说,就是所谓“为人生”的文学。《将军族》里面大量写到这个。

还有一个,他对心理的重视,他的高度关注,他的深厚的同情,他在褒贬之间,贬的部分总是结构性的,对每个人物总是带着同情的,哪怕是一个他批评的人物,他也不是用简单否定。在第二卷《夜行货车》也是如此,比如《夜行货车》这篇小说里面,那个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外省人林荣平,已经做到经理阶层。在处理台湾社会内部,追溯外省人、本省人这一问题时,陈映真有多面的处理。写林荣平这个角色的时候,陈映真对这个角色基本是负面的,不过他也没有用完全道德化的方式来写他,他写的是整个的社会关系。

所以我阅读的时候有一点点让我想到的是,陈映真的写作里面好像既有某种连续性但又有变化,类似于从二十年代鲁迅的传统到三十年代,不能说是茅盾的传统,但是有一点变化。鲁迅自己在三十年代发生重要的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1928年“革命文学”的论战到1930年中国爆发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对于中国三十年代以后国、共、自由派、托派等等不同的社会力量的分化组合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定有极深的关联。

如果你看《将军族》里的那些短篇,他的写作里还没有这么清晰的描述方法,而是集中在人本身的心理问题,这个部分在后面的作品当中还有延续,但是在这个时期,到了第二卷开始,明晰的社会分析就出来了。

我忽然想起当年北大的严家炎老师曾经用过一个语词,在八十年代,他概括中国的现代文学,他把这一派叫作“社会剖析派”,当时这个观点是有争议的。

但无论如何,这个时候陈映真有强烈的对于理论的关注。但这个理论的关注倒并不等同于他对人物的刻画完全服从于理论,他始终注意的是心理问题。而且那个是非常准确的,比如《六月里的玫瑰花》讲的是参加越战的美国黑人到台湾以后,跟台湾一个妓女之间产生的感情,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我们今天都知道“黑命贵问题”引发美国社会巨大的社会冲突,也就是说种族问题在美国从来没有真正解决,尽管在中国大陆的描述当中把它美化了,这是个大冲突。可是他写到的是,由于战争,黑人要当兵,所以获得了某种平等的地位。同时由于美国是一个世界性的霸权,它的驻军是派驻到这些更低级的,用陈映真的语言来说是半殖民的社会里面,所以他描写的是一个霸权国家的被看成下等的,所谓黑人种族的士兵,在台湾和一个妓女之间产生真正的恋情,而这个被旁观者看来是比较善良的黑人士兵,通过他的日记,他最后所谓疯人院的经历,通过他的日记知道他经历过美莱村事件,也就是他经历过越战。大家都知道美莱村的屠杀、强奸,这样的美军暴行在他的心理上造成的负担,我们不是最清楚他到底有没有直接屠杀、到底有没有强奸,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他没有站出来。他这里面真正描写的是一个complex,完全没有办法解除的complex,他注重这样的分析。

但这样一种心理的有深度的描写跟他的结构性的对于整个世界历史关系的叙述是完全咬合在一起的,他处理得非常好,包括《贺大哥》这篇小说也是类似的。这些作品里面所表现出社会关怀,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从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现实主义样式在二十世纪主流地位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大家知道现代、后现代的兴起,使得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逐渐、逐渐边缘化。刚才戴锦华老师提到为什么当代中国作家里反而缺少当代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重新思考陈映真当年坚持二十世纪曾经存在过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它的真正的生命力,从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法国文学,到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鲁迅所代表的这个传统,在今天可以说,陈映真的作品重新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是一个过去的作家,而是具有充分的当代感的一个人物,他所描写的这些事情在今天,通过他的文学图景,一定程度上会重新激发我们自我认识。

为什么?因为他用一个非常尖锐的方式写出的这些人物关系,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被视为正常的关系。他写的这些东西已经不再引起我们惊奇了,所以我们才会失去对这个时代的一些判断力,而通过阅读他,会变成重新认识我们自己和认识我们这个时代关系的一个契机。读他的作品,一开头是陌生,第二个部分变成跟我们的关联,也就是说他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我们自己进行陌生化,为什么?因为我们非常熟悉这个关系,我们不能认知它了,通过对他的阅读才知道,我们已经走得非常远了。

还是前面说的这句话,有时候大的历史变迁、大的历史潮流,不是个别的人能够改变的,这个潮流不是一个、两个人可以改变的,即使是最伟大的作家、最伟大的人物,他个人的力量总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人,想到陈映真的时候我会想到界标,他在每个时刻用文学的方式,用他的思想的方式,在那个地方,无论你们怎么看,无论你们怎么说,他用那样的一个方式,不仅是诚实的而且是经过非常深刻的思考之后的表达,这个表达有时候当时也未必能说服自己的同代人,甚至未必能说服跟随着自己的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你重新回顾这个过程的时候,才发现他还在那里,我们发现的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运动当中已经走到哪里了,换句话说,因为有这样一些人物提供了可能性和契机,是什么样的契机?是自我认知的契机,如果没有这个界标,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了。

所以像这样一个人物和他的文学世界的出现,特别在大陆能够以完整的形态重新出版,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创刊词中写到:”透过我们的报告、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让我们的关心苏醒;让我们的希望重新带领我们的脚步;让爱再度丰润我们的生活。“

06

广漠的悲悯,朝向故事中的人物

戴锦华:先自夸一句,所谓的自夸一句是今年大家都在办各种各样的纪念张爱玲的活动,我好像理所当然地会被应邀去发言。所谓的“理所当然”是因为,画一个很大的引号,就是我发现了张爱玲,确实我在电影学院的图书馆的角落里某一个老先生身后的赠书堆当中扒出了张爱玲。但是所谓自我表扬就是我拒绝了所有的邀请,关于张爱玲我没有什么新的话要说,我也不想再说张爱玲,因为《浮出历史地表》这本书再版了五次之后,我已经在每次再版的时候做过说明了。对于后来张爱玲超过鲁迅或者并列于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么重要的存在,我说我无功可居,也无罪可究,我不过是在大的时代里做了一回俗人。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谈陈映真,放到一个所谓的曾经的台湾文学这个大的历史脉络的时候,刚才我试图跟大家分享的那样一个连接错位的线索就变得更为丰富。因为张爱玲被作为台湾文学史当中硕果仅存的,或者被供奉到至圣先师位置上,她原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部分,她只是在这样一个冷战的风格和政治的流动当中才进入到所谓台湾文学的脉络。

而陈映真作为一个出身在台湾的,带有鲜明的本土性,用台湾的译法叫作在地性。这样一个作家,不光是中国传播,也是刚才汪晖老师所说的那样一个世界图景,驻台湾的美国黑人士兵和台湾的性工作者之间的一段真情时刻,所带出来的那样一个大的历史时刻、国际场景,和二十世纪历史当中至为悲剧的时刻,以及这些时刻投射到一个个人的情感、一个个人内心的创伤,或者扭曲,或者不能逃离的自我质询,他所做的这样一个描述,在我听他讲的时候,我心里引发的那个呼应,我想跟他做的呼应是,他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和大家分享我们对于陈映真的文学阅读,以及我们对于陈映真的文学的丰富,或者说陈映真的文学的夹杂物,不纯粹的夹杂物。或者说我们在文学地阅读陈映真的时候,我们可能延伸出去的路径、面向。

我完全同意他的这样一个叙述,但是我在阅读陈映真时候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微妙的不同,那个细微的不同首先是,我在阅读他的时候(对自己熟悉的历史场景)可能没有特别的感受。比如说美莱村的这个场景的进入,大家可能知道,美军在越南美莱村杀了全村老少,强暴妇女,剖出母腹中的胎儿,然后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肢解他们,把他们的尸体抛入到一条沟里面。在这支屠杀的部队走了以后,另外一支部队到达,发现这个暴行以后他们朝着没死的幸存者补枪,美国的新闻记者拍摄了大量图片,在《纽约时报》上曝光了这桩暴行,迫使美国国防部对暴行的责任承担者进行审判。这是当时震惊整个世界的一件事,这也是直接助推了反战运动,就是大家熟悉的美国反文化运动和巴黎1968。而大家也知道巴黎1968的年轻人,其中一部分人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拿着小红书,自认为是法国红卫兵,大家可以看戈达尔的《中国姑娘》。

我在阅读陈映真的过程中,相反这些我始终关注的和非常熟悉的东西倒被我相对忽视了,因为我更多阅读的是他对黑人士兵的心理情态的描写,使黑人士兵成为这样一个,用一个流行说法是戳到了我的文学人物,他使得那样两个有创伤的人,或者说边缘人或者说底层人的情感变得那么打动我,当然是因为我对他的那个图景是熟悉的,同时我经历的是一个文学阅读的时刻,一个情感天博注册下载上受到冲击的时刻。

刚才吴琦跟我们说,理想国的朋友也说,今天的读者阅读陈映真的作品非常喜欢,他们被感动了。其实我倒是觉得,我并不认为如果我们单纯作为一个文学阅读的话会有障碍。我们文学地进入陈映真,文学地与陈映真再度相遇并不困难。困难的倒是我们的文学相遇能够让我们更多地分享什么?或者说这个文学的相遇是不是同时能打开一个不同的文学世界?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有趣天博体育官网的问题。

所以我说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汪晖和我来说,在我们的代际和我们的知识结构当中,是内部的那个东西,可能对于今天与陈映真的文学相遇来说成了完全的外部。比如你可能把黑人士兵的那些反应理解为战争创伤,创伤后综合应激反应,实际上这个词都是美国社会为了应对越战创伤而发明出来的一个精神病学名词,因为他们无法处理这些越战回来的士兵的战争创伤及其他们回到美国本土以后被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的社会千夫所指,说你们就是刽子手,你们如果不是刽子手,你们也是面对刽子手时的帮凶或者沉默者,而今天被自然化。

我非常希望大家在阅读陈映真的作品,文学地阅读陈映真、文学地进入陈映真作品之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到的是一种今天在当代中国文学,包括世界文学当中,开始缺失的一种我原本以为是文学必须的品格,那个品格我们姑且特别通俗地把它称之为共情能力。但是这个共情能力,我们曾经在陈映真的年代,在二十世纪,我们认为这种共情能力是人类的共情能力,而正因为它是人类的共情能力,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的每一个层次,我们尤其首先应该理解那些弱势的、底层的,那些没能力自己说的、没有份额加入到通过消费来表达自己的那样的人群。

我喜欢这个题目“文学,为受侮辱的人重新找回尊严”,陈映真不是说我要找回尊严,而是通过他的理解、通过他的心理描写、通过他的细节、通过他的文学史的对这些人物的勾勒和进入,使他们变为可理解的。不仅是可理解的,而且是可共鸣的、可共情的,我们觉得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而今天我们,包括文学家也信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当我们看到可怜之人有可恨之处的时候,我们不会如陈映真那样地去把他们的可恨,造成他们可恨的原因引申到社会的结构。而相反地,我们认为他自己要承担责任,当然再引申一步就是他活该。

所以我在想,我们可能在与他的作品,文学地相遇的时候,在看似好像一般的文学给予我们的感动当中,我们要去体认一下这种感动,我们去感觉一下,在其中学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看见,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受侮辱的人),这不是一种廉价的小布尔乔亚式的同情。

汪晖老师作为鲁迅专家,他在陈映真的作品中读到很多鲁迅(的东西),我也在某些句式当中认出鲁迅,尤其是《将军族》这本里有些时刻很鲁迅。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陈映真不鲁迅,就因为鲁迅有一种更决绝的冷硬,这种冷硬有时候表现为某一种尖刻、某一种“恶”。可是陈映真的作品当中,我真的想用很旧的词,叫广漠的悲悯,他充满了悲悯,但这个悲悯不是以情感丰富的、廉价的同情表述的,而是那样一种广漠的悲悯,就是刚才汪晖老师所分析的,他的悲悯朝向他故事中的人物。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就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问题。

1980年代,陈映真在日本交流协会前参加抗议活动

07

“曾经我们相信世界可以改变”

戴锦华: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电影。但是我在这个追问和思考的过程当中,曾经有一个答案,我说现实主义曾经获得这样的力度,曾经在中国文学中获得这样的力度,是曾经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可以改变,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必须改变,我们相信可以寻找到一种不同的、更合理的社会建构、社会形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当时曾经以为,因为没有了这个愿景,没有了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现实主义不存在了。其实正是在阅读陈映真当中我有一个反思,我觉得愿景的缺失是一个问题,但是其实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我还是说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用600多页最专业的经济学术语再次告诉我们说资本主义不公平。

但是有一个观点表述很清楚,对于我来说也不是启示,此前我自己也有这种认知,但他表述得很清楚,他说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急剧倒退回十九世纪末。他说的急剧倒退回十九世纪末讲的是整个世界在经历着残酷的阶级分化,他用的是贫富分化。我很喜欢网友的翻译,不喜欢正式的翻译。他说这个急剧分化的倒退和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呢?网友的分析特别好,叫作“比爹”资本主义、“拼爹”资本主义。学术性的翻译叫承袭制资本主义。为什么把“爹”给扯出来?其实他不过讲的是,一边是分化,一边是阶级封闭、固化,资本主义给我们的共同梦破了,但资本主义的整体结构还在。

在这个意义上说,陈映真的作品给我的体会是这样,我们也许还没有看到新的可能性,我们也许没有看到新的大家愿意共同去相信并且为之去努力的东西。但是那个曾经在陈映真作品当中所揭示的世界的连接,那个世界的结构,那个造成苦难,造成卑微,造成悲剧的结构,其实没改变。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文学,经由文学,去共同地认知这样的结构。我们每个人可以在这样的由文学延伸出的认知之后,去做出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可能不多,但并不是不在。今天我们经常觉得没有什么选择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已经没有不一样的理解,没有不一样的认知,没有从我们的异己的生命或者别人给定的结构当中去想象,去选择的文化的空间、心理的空间、文学的空间。

我们今天读陈映真能读什么?对我来说,我正好是反过来的过程,我们曾经读陈映真读什么,而今天我读到另外一些东西,也许今天我读到的东西是在座的朋友们或者今天的读者首先读到的东西。其实这是完全在他作品内的,而不是我通过阐释给予他的。所以大家在阅读陈映真,在那个感动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今天被封闭的世界,获得一种今天不那么陈词滥调、不再被人们言说的那样一种认知?

对于我来说,鲁迅一直不是那么内在的存在,我有时候开玩笑,用王蒙先生那个笑话,说中国男作家和女作家的作品当中充满了“先生”二字,他说仔细阅读发现此先生非彼先生,说女作家笔下的先生指的是丈夫,男作家笔下的先生指的是鲁迅。当然这里面带的讥刺和某种小小的刻薄是我们很可以把握到的。对于我来说,鲁迅不是这样的先生,所以没有那么内在。

但是那个时候我强烈地懂了鲁迅说译介东欧文学,是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间的那个时刻,所以我当时也改了一点鲁迅的句子,“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是真的去寻找不一样的东西,是想去学习,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也反复说过,其实可以说是完全失败,或者叫鬼打墙。我以为存在着不一样的世界,后来发现存在的是全球化的压迫是否更为深重的世界。但是确实又寻找到不一样的人们,就是在更深重的压迫下且败且战,永不言败的状态。

所以我必须承认陈映真先生的作品在我这个生命过程当中不占有特殊决策,我刚好是走完那个历程之后,再次遭遇到文学的陈映真。但是我非常清楚,在整个亚洲运动和所谓左翼批判的场域当中,陈映真的再度浮现和我自己的第三世界旅行,第三世界的这种追寻,确实是在时间上和思考结构上都有某种共鸣或者某种共振存在。

而今天特别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说,相对来说比较新的问题是在中国崛起之后的今天,我们在中国怎么言说第三世界。其实也是要回应对于在陈映真先生那个年代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是中国人的”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跟当年那个,我总是说这个,就是我多么痛苦地忆起我是一个中国人,这样的一种全球遭遇联系在一起。而今天我们第二大经济体也罢,快乐的全球旅行者也罢,一掷千金的消费者也罢,或者疯狂快乐的粉丝,或者追星族也罢,在我们的形象被勾勒为“后浪”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中国身份,作为我们个人身份的中国身份,我们怎么去指认?

像回答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一样,我们需要的不是美国人怎么去侮辱中国人我们就怎么定义中国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怎么样张扬中国人我们就怎么定义中国人,这些不是我们的参数,我们要自己回答今天的中国之于世界,每一个当代还活着的中国人,我们个人生命的可能和我们不可逃脱的某些责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第三世界对我来说变成一个有新的意义的命题。同时我们确实也是每分钟,在世界各个地方,包含我看电影的时候,我每分钟都在体会哈特和内格里的表述,对《帝国》这本书我也不是那么崇拜了,但是这个表述特别好,就是叫作第二世界在消失。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无所不在,就是巴黎的39区,那样一个贫民窟的景象,在美国的黑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我们中国的这些流动着的、不断被驱逐的人群,他们是什么样的生活。而同时我还是举那个例子,比如我们会在网上有这样的问题,说中国有穷人吗?如果有穷人为什么我没看到?我觉得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三世界变得非常有意义。第三世界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同时我们自己还有没有第三世界的认同,还有没有第三世界的意义?陈映真的共情、同情、悲悯和忧郁,跟我们还有没有关系?

台版《将军族》、《赵南栋》、《夜行货车》

吴琦:如果这是一个去政治化、去历史,甚至胡编乱造历史的世界和时代,尤其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完全崭新但也无比恶劣的局面,作为今天来到这里的,对于陈映真的作品充满兴趣,对刚才两位老师描述的那样一幅图景依然怀抱兴趣的我们,应该怎样自处?该怎么去接续那个大的历史?我们还可以做什么?还可能做什么?

08

对一个人、一个社会,什么才是真正的尊严?

汪晖:我读陈映真的作品和跟他的接触里面,有两个比较突出的印象,比如刚才讲的,其实除了悲悯之外是有忧郁在里面的,他写的这个忧郁本身有一种难以、不能马上投身行动才会有的一种忧郁感,所以他看到这个世界的状况是不合理的,人越来越不像人的生活,可是怎么改变,好像找不到那个力量,所以作品里头有这种忧郁感。

跟鲁迅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一开头说到陈映真的父亲跟他说的那段话,他的父亲有一定的基督教背景,所以会跟他说那些话。我们知道鲁迅不是基督徒,不过鲁迅作品里面,比如《野草》里面《复仇》《复仇(其二)》,包括《颓败线的颤动》这些作品,都是带有一点宗教色彩的,但不要把它们当成宗教性作品,他利用了宗教的题材,但展开的是另外的东西,就是复仇,你可以投身行动的复仇,让那些无聊的看客感到无聊。我过去给学生也讲过,《祝福》这个作品大家都很熟,祥林嫂问的那个问题,地狱到底有没有,让叙述者“我”感到无从回答,一定程度上祥林嫂这个问题不是跟“我”在同一个平面上的问题,所以“我”无从回答,在这个意义上,祥林嫂似乎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我说鲁迅有一点宗教性的因素,但是也包含了这样的,鲁迅经常用的一个词叫“无可措手”,所以忧郁跟这个有关。

反过来说,忧郁也正是对于怎么办的一个追问。陈映真所以感到忧郁,有这个追问。这个追问一个是在他的作品当中,这也是他和鲁迅的作品不同的地方,我刚才说鲁迅用复仇感来表达,刚才戴老师也说到广漠的悲悯,确实他的作品当中有极深的悲悯,然后他把问题都集中到引发机制上,整个的社会构造怎么使得人变成这样?人的非人化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不是停于忧郁,而是持续地投身于分析中,包括他的理论论战,这是一点。

第二,在陈映真的路上,他自己的追求道路上,我所接触到和理解的,他在尽他所有的可能寻找那些可能性。他去韩国看,从日本寻找资源,他去思考第三世界的问题,他在中国历史当中,我记得他那时候来,我几次送给他《读书》杂志,他会一本一本地看,他非常细心地去看这个社会当中可能已经出现的新的思考,一旦有了,他一定要想办法把它重新连接起来。一方面他可以说是孤独的斗士,别人信也好,不信也好,说他过时也好,他一直在持续地说话。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他在持续寻找自己的友军同盟,哪个地方发现一种可能性,他就会有高度的敏感。我很少看到有像他这么高度的敏感,对待出现的问题去不断地寻找连接的可能性,所以他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一个行动者。因为忧郁是一回事,克服忧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行动的问题。所以他的思考和文学写作里面,确实包含着一个指向,他不是让人停留在忧郁里面,他的这个指向是行动,这一点是他的文学、他的思考、他的理论都包含的。

另外一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他是生长在台湾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中国作家,他思考台湾的命运,借以整个世界去思考台湾的命运,通过这个思考整个中国的历史位置,他问的问题,包括80年代末可以说使陈映真陷于巨大的孤立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他不断地寻找中国在世界当中位置的做法,正是基于对这个位置的探求,他对中国大陆,包括作家、知识分子和社会政治领域当中发生的事情,他会经常做出判断。因为在台湾,别人会说他是统派,会从那个方向去讲他。但是我们接近他的时候又知道他的失望、他的批评,是针对大陆发生的,再回过头来他也去写比如《忠孝公园》里面老兵回到大陆的境遇里感觉到的另外一些复杂情感,我觉得都在这里。他的忧郁感里面包含了分析性,一方面你读作品的时候,你能很清楚地感觉到的是一种动人的感受,但是这种动人的感受总是引向你要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夜行货车》里面James最后的选择,我马上想到,陈映真其实也很明白,处在战后台湾,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台湾,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确实存在位置上的问题,所以James有一种需要尊严的感觉,这个他是理解的,他并不是不理解。但反过来他很清楚地写出这个尊严从哪儿去找,这个尊严如果又变成让自己投入一个霸权的怀抱,用对自己祖国的鲜血愤恨的方式表达自我的话,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他的忧郁感背后包含一种政治性的东西,所以他并没有否定这种忧郁感,并没有否定这个追求尊严的,而且他不但没有,还提醒人们是需要理解这些东西的,可是他把这个背后,由于他写出整个构造,使得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区别于今天至少在台湾很多人谈论尊严这个话题,可是这个尊严的话题恰好和臣服于一个霸权构造的话题是同构的。陈映真的描写恰恰站在另一面,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尊严?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社会,这个问题都非常重要,包括对大陆很多现象的批评,也包含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也完全同意刚才说的重新阅读陈映真的时候有一个文学性的发现,但是这个文学性的发现背后确实是重新理解文学跟政治的关系,这也正是鲁迅代表的那个文学传统最深刻的部分,二十世纪的文学与政治之间有如此深的复杂的关联,通过文学去理解一种新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不只是权力那些东西,而是另外一种更深的,要激发一种新的政治感。所以这是阅读陈映真一个可能的意义,我反复说,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情境,我们自己置身的情境。

吴琦:当陈老师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的时候,他的书、他的写作、他的思想以及和他的写作、思想在同一脉络当中的许许多多的老师还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工作、发言,与我们真实的生命发生着关系,想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前面的种种困难会得到某种暂时的解答。陈映真这一个巨大的世界,我们可以无限地停留。

我们今天大家离开这个活动大概要再次面对天博官方网站生活的断裂和矛盾、无措,但是如果我们能从陈老师身上或者是从戴老师、汪老师身上得到一点去面对这样的无措、困难的勇气的话,我觉得像陈映真一样的作家会复活,他们会一直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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